白晋和洪若翰这次来大明，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因为这个时代，新大明的士大夫还没有后面清朝时的士大夫那么保守，在了解异国文化方面反而比西方人还要主动与开放。
甚至，不少大明士大夫主动称呼一些有学问品德的西方传教士为泰西大儒。
新大明的士大夫也通过这种积极主动的文化交流形成主动思考，而形成自己新的思想。
相反，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反而没有大明的士大夫主动，因为他们现在还比较野蛮，对外直接性的殖民掠夺，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是强行同化，把其他文化视为异端，甚至对有其他文化的人直接肉体消灭，不然也不会发生多次宗教性的战争。
而现在的大明，因为自从正德朝时心学出现后，理学在思想界的霸主地位已经被撼动，出现了很多不符合主流思想的文人，如王夫之、颜元这些，他们信奉着真儒学说，转身投入格物致知的学问中。
而理学的推崇者，也就没有能力像西方的教会那样压制其他学问思想，再加上皇帝朱克臧喜欢的又是偏探究事物本质规律而转化社会实际应用的新学——科学。
所以，大明现在的思想就特别多样，也特别开放，以至于受此影响，各类士大夫都有，虽然有保守的，但也有不少主动研究其他文化，而意图创造新学问的开放派。
这也就使得现在的大明显得比西洋各国还要开放与文明。
所以，就由不得白晋与洪若翰这两位来自法国的传教士惊叹，而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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