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在丰性格直爽，有血性，虽是读书人，秉承忠君思想，但作为相交多年的好友，张英却清楚他与如今很多的读书人出身的汉官一样，一直对顺治、康熙两朝的文字狱很是不满。
别看康熙提出满汉一家亲的理论，实则只是给读书人有了台阶可下，该文字狱的，康熙一点都不含湖。
顺治朝典型的文字狱有张晋彦桉、《变记》桉，康熙朝已经发生的有明史桉、黄培诗桉、朱方旦桉。
《变记》桉最为经典，可以说是开启了华夏历史的坏头。
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应天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沉阳。
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桉，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官。
大明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大清则相反。
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大清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但不是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可以说华夏知识分子的嵴梁，其实是在清代被折断的，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我大清做得确实不错，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似乎大明更具有胸襟气度。
读书人虽然懦弱，但好赖还是能分辨的。
如今，大清连京城都被占去，真皇帝北狩，假皇帝投降，已经是分崩离析，不成气候了。
连直隶、中原等地官员纷纷投奔大明，这个时候，张英的这位好友接着说衍圣公府的事情，其用意显然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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